刷屏整个2020年的特斯拉，在2021年初因为Model Y继续在中国媒体上刷屏。但在热闹中人们似乎忘记一个事实：特斯拉在中国，仅有少量核心研发团队。
这家曾被中国制造业工人和消费者拉出泥潭的公司，仍然把大部分研发力量都布局在美国加州。比如连线杂志就曾报道过特斯拉在加州的“神秘二楼”——特斯拉以电池、传动、动力电子等先进制造技术全部孕育于此，催生了特斯拉最多每周50次的工艺改进[3]。
而在中国，特斯拉少量独立研发团队，及网站上面向中国大陆招聘的1831个职位中，大多数都属于生产、交付、销售、客户支持等岗位，制造技术的研发岗位极少，软件和人工智能的更是较少。换句话说，特斯拉的核心秘密，仍然在千里之外的加州。
以Model Y为例，这辆刷屏车之所以能顺利国产化，上海临港超级工厂里的工人不分昼夜的三班倒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还是特斯拉对自动化设备的研发。
比如在去年12月，一家外媒就通过航拍捕捉到了临港工厂里一台长19.5米、高5.3米、篮球场大的巨型机器。这是特斯拉与意大利工业机械巨头意德拉（IDRA）联合研发的铝铸工艺压铸机。这台压铸机几个月前才刚刚抵达上海，在调试完成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运行[1]。
这台机器名为GigaPress，重量高达410吨，相当于5架航天飞机之和。它可以将传统车架中的需要加工再组装70个零件，焊接1000至1500次的复杂生产过程，变成一次简单压铸加工，让焊接两小时变成压铸两分钟，同时也为Model Y省下了20%的成本[2]。
压铸机和铝合金只是特斯拉在制造技术方面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宣称要实现100%国产化的特斯拉，制造设备、Autopilot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高精度传感器、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依旧由美国研发中心牢牢把握，给到中国的，依旧是组装厂、配件厂以及售后中心。
上一个产品在中国疯卖，但在中国却一个研发中心都没有的企业是谁？没错，是苹果。
苹果每年销售的2亿部手机中90%以上都在中国生产，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最新的产品规划，设计图纸，全部在位于加州的苹果总部中完成。苹果的心法一直都清晰地印在它家产品的背后：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加州设计，中国组装）。
而这种“中国只有供应链，没有创新研发的”产业分工，也就造成了一个关于中美制造业的特殊现象：论产业链体量、就业人数、，美国的企业在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在产品终端，苹果的净利润相当于A股最大的12家苹果概念股利润之和的20倍。
远在大洋彼岸，库克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够让十几万中国的流水线工人连夜爬起，为苹果的万亿市值增砖添瓦。而每当他们在富士康的工厂里组装好一部最新的iPhone，库比蒂诺小镇苹果总部里库克的电脑上，不断跳跃着的数据就会被再一次刷新。
这背后既是一场渗透产业链的权力游戏，更是一场事关国家竞争力的危险分工。核心问题在于：美国的制造能力到底是如何控制大洋彼岸的每一环节的？
一个行业内众所周知的秘密是：一般的手机厂商对于供应商来说最多被尊称一声爸爸，但苹果对于供应链企业来说，它的身份更像是：“慈父”。
比如你翻开苹果的研报，就会发现苹果连续十几年，每年都有百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其中75%以上开支用于设备和软件购买[4]。然而早在90年代末，苹果就已经甩卖掉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工厂。那么一个几乎没有工厂的企业，买这么多设备到底给谁用？
答案是：供应链企业。
在富士康的各条苹果产线中，有20%-50%不等的设备，由苹果提供。而在一些小型的苹果代工厂中，几乎每一千台设备里，就有500台是由苹果承担的。比如，2012年，为了力推全金属机身，苹果将CNC（数控机床）变成了手机产业链的当红炸子鸡，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市场上全部的高端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售价，单台就高达100万美金。苹果采购之后，尽数配送给相关供应商[5]。
数控机床在加工金属机身
当然，苹果也不是无私奉献。供应商用了苹果提供的机器之后，那么这条产线就会被单独划给苹果，不能用于生产其他厂家的产品。这就能够保障即使同行想来“抄作业”，也找不到产能，从而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苹果硬件的特色吸引力。
而在新品投产前，苹果也都会派出资深工程师，入驻代工厂来帮助解决问题。比如产业内流传的一个经典故事是：
苹果的某家南方代工厂的仓库里，经常出现老鼠啃食双面胶的问题。苹果总部知道后，直接派人从美国过来，制定了一套仓库养猫方案，包括猫的品种、年龄、数量、采购预算、采购途径、工作福利，甚至于猫的绩效考核与猫的心态保持，以确保猫能按照纪律打工。
不过，“慈父”会无微不至，“慈父”也会无比严谨。
比如曾经有一家机床供应商在苹果工程师面前王婆卖瓜，夸自己产品的加工效果可以像镜子一样亮。结果被苹果工程师连续追问：像镜子一样亮到底如何量化？最终，这家企业花了100多万元，从美国采购回了阿美特克的白光干涉仪，这才回答出了这个灵魂之问[6]。
除了教工厂生产，苹果给供应商撒起钱来也毫不手软：2019年9月库克宣布从苹果公司的“现金制造基金”中拿出2.5亿美元，用于奖励康宁公司，后者曾帮助过苹果公司研发出大猩猩玻璃。这基本与康宁半个季度的利润相当了。与苹果的深度绑定，为这些企业带来了丰厚的资本市场回报：2019年以来，苹果产业链A股三大龙头：立讯精密、歌尔声学、蓝思科技，平均涨幅高达5倍，同期，大盘上涨不到40%。所以有人戏谑：只有苹果的上游才配叫产业链，国产机的上游，只能叫概念股。但对于挤破头想进入苹果产业链的公司，最终会发现：苹果的馈赠，既是他们十年增长十倍的蜜糖，更是让他们逃不出苹果掌心的索套，这个索套的根，则在大洋彼岸加州的一座办公室中。
苹果产业链上，有来自49个国家与地区的1142家供应商，超过200万工人在三班倒的不停生产，有500多家遍及全球的苹果商店和数以千计的渠道在不间断的营业，每小时卖出2万部苹果手机。他们塑造了人类历史上市值最大的公司，也是新时代的日不落帝国——苹果。
这个庞大帝国的首都，是耸立在加州小镇库珀蒂诺上的苹果总部（Space Ship），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办公楼，汇集着苹果从全球招揽的1.2万名精英，占地超过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如同国防部一般指挥着全球各个为苹果征战的军团。而帝国的心脏，则是一个摆放着U2主唱波诺(Bono)创立的慈善基金会海报与一台iMac的办公室。每天清晨，当库克沉思着面对这台iMac上不断变化数字时，就如同一位帝王，在俯视着他的江山。苹果则通过安插在供应链的两套系统，监视着帝国诸侯的一举一动，来给他们拨调资源、预留利润、规划产能。第一套是掌握了全球情况的疆域图，苹果重金投资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在这套系统里苹果从零部件供应商到组装厂，最后到渠道的数据全部被打通。库克的电脑中，可以呈现苹果全球供应商当天的运转情况：从每个零部件的产量，到每个产线的开工情况，甚至具体到每家工厂的生产良率[7]。
每当富士康几十万流水线女工组装完一部iPhone，大洋彼岸库克电脑中，就会出现一个更新跳跃的数字。库克与富士康女工，2014年另一个案例是，作为苹果的重量级声学器件供应商，瑞声的苹果产线上，控制软件、电脑以及ERP系统全部来自苹果，相关的产线负责人经常会收到苹果的远程邮件，指出某一条生产线上的问题。重点是，指出问题后，只有苹果开权限后，相关负责人才能去现场查看[8]。
也就是说，在这一条产线上，除了厂房、工人，以及部分设备是瑞声的，剩下的都由苹果控制[8]。
当然，支撑一个帝国对各个军区的管控，不会只有无形的手。帝国系统的第二套：是由人组成的密布整个帝国版图的钦差系统。巅峰时期，仅仅在富士康这一家代工厂，苹果就投入了2000多位“钦差”。
在这套钦差系统里，有EPM（工程专案经理）、GSM（全球供应链经理）以及SQE（供应商质量工程师）各种角色，有的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有的负责沟通协作帮助上达天听；有的则负责监督企业一举一动，上到人事任免，下到一台机器的摆放位置。
2009年8月，因为在一个小零件的成本控制上没能达到苹果的要求，苹果相关负责人一通电话打到了郭台铭处问责，让直接负责此事的郭台铭钦定接班人蒋浩良，一夜之间被贬成了数码相框等新产品的董事长室特助。
通过这两套系统，苹果与供应链形成了半监督半合作的关系，所有供应链在苹果面前都是透明的：
一位台湾的光学企业高层清晰的记得自己多年前初次与苹果GSM见面的震撼。在去往美国的飞机上，这位高管与业务骨干们经历了一路沙盘推演，终于算出了公司一颗镜头0.99美元的成本价。
却没想到见面后，苹果GSM直接拿出了一叠评估报告上面清晰的写着这家企业的产品良率、镜头产品射出成型状态、产线规模、物料进口甚至加工成本，然后不由分说的给出了10%～15%利润空间，售价1.1美元的决定。高管当场目瞪口呆[9]。
在两套监视之下，苹果产业链玩家的底牌和底裤，都被清清楚楚的亮在苹果的后台，而迎接他们的，是苹果馈赠之外的另一面。苹果产业链光鲜的另一面是：替苹果研发试错、为苹果扛库存压力。简单的说就是，拿了大哥的好处，那为大哥挡枪流血、为大哥打架坐牢，也是应该的。
2013年，为了用蓝宝石替代康宁的玻璃屏幕，在苹果支持下，美国一家叫做极特先进(GT Advanced Technologies)的企业花了整整9亿美金在在亚利桑那州盖蓝宝石工厂。按照合约，苹果会预付5.78亿美金的预购款给极特先进，用于扩产以及相关的设备投入。
也正是由于苹果的支持，那一年的极特先进，即使财务亏损，股价却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大涨曲线。
相似的温情开头，却迎来了不一样的结局：仅仅一年后，苹果就就因为蓝宝石成本高且易碎，重回了康宁怀抱并“含泪”增长一整年，再一次创下成立以来的历史股价新高。而激进扩产的极特先进，为了偿还债务，甚至沦落到了卖熔炉还债、裁员破产的故事收尾。
蓝宝石玻璃最终只被用在了苹果手表之上绕过了研发的坎，还有库存的沟：众所周知，苹果凭着“零库存”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在Gartner推出的全球前25大供应链厂商的排名中，曾连续七年稳坐第一。后来甚至倒逼Gartner在2015年于正常排名之外又推出了“供应链大师”称号，苹果再次蝉联大师之位5年。
然而苹果的“零库存”背后，却是供应链的一把血泪。近十年来，苹果的平均库存往往不到营收的2%，但苹果的供应商们的库存占比却是苹果的十倍之多，大陆的果链三剑客，旺季前的库存平均，则足足达到了收入的1/4以上。即便强如富士康，面对苹果的“甩锅”也依旧毫无还手之力。
2018年，苹果的iPhone X与XR系列销售不及预期，连带全产业链在2018年全年遭遇大跌，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的股价也从年初的118元跌到的年末的70元，而原本给苹果准备的60条生产线直接荒废了12条不论，苹果还直接提出了砍单的要求，扬言如果富士康讨价还价，就把订单交给竞争对手。
说白了，这种前期高成本投入+后期高库存的财务状态就像在钢丝上行走：将企业的财务安全牢牢与苹果的订单量绑定在了一起，订单好的时候，跟着苹果吃肉喝汤，订单不好的时候，替苹果坐牢挡枪。
但供应链付出了这么多，却不能换来苹果真正的信任，苹果对于供应链的态度，依旧是冷酷的帝王术：即利用二号打一号，三号制衡二号。
一个关于苹果供应链的名场面是：2007年乔布斯手里拿着没有物理键盘、没有手写笔的初代iPhone发布时激情演讲“它将改变一切”，台下镜头一扫而过，两个华人模样的中年男子，正激动的失声痛哭。这两人，正是台湾触摸屏生产商TPK的老板江朝瑞与孙大明。
为了这块苹果的屏幕，TPK在6年里烧光了代工赚的12亿新台币，其中仅仅与苹果的联合研发周期就有足足两年。在苹果几乎变态的苛刻要求下，TPK的技术长一度被折磨到九次找老板痛诉要撂挑子放弃，产线爬坡阶段，更是每天与苹果开会到凌晨一点后，又继续与主管开会到凌晨4点半[7]。业内流传：一方苹果屏，几万青年肝。
如此劳苦功高，遗憾的是，TPK激动的泪水挂在嘴角还没干，苹果的劈腿就来了：2010年，苹果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迫使TPK将技术专利对外授权。一年之内，仅仅大陆，就冒出了不下五家竞争对手。
那么TPK们就没想过反抗吗？当然想过。但对于订单在人家手里，核心技术也在人家手里的供应商来说，反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苹果的把戏是全球通用的，但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受伤的角色在中国大陆格外的多。
2017年，立讯精密抢单瑞声科技的声学器件以及触控马达业务，让瑞声稳定了多年的41%毛利率压到了次年的37%；而两年后风水轮流转，立讯的AirPods订单被歌尔股份分掉一杯羹，新品AirPods Max更是交给歌尔独家代工，让歌尔的股价两年涨了接近5倍。
不过早在歌尔抢单AirPods之前，2018年主营玻璃盖板的蓝思科技就通过投资豪恩声学，杀入了歌尔的势力范围……
苹果的几个大陆供应链商，不但接受苹果监视、替苹果背锅，而且在苹果的制衡术游戏里玩的不亦乐乎，杀伐不断，利润率却往往越杀越低。相比之下，苹果几次对高通、三星、台积电的制衡术，却最后都悻悻而归。
这背后是苹果产业链赛道的不同。
一部手机，可以分解为核心芯片、高价值元器件、精密件、模组、组装代工五大环节。将这五大环节上的企业与其地域分布结合，又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产业链诞生之初，苹果就在全球范围内画出了一个清晰的赛道分布：
美国，牢牢把控了价值最高的手机芯片，这是美国的传统优势产业：苹果自己研发处理器，基带芯片由高通提供，Wi-Fi芯片由博通，射频芯片由思家讯、Qorvo提供，这几家基本上都是美国本土企业。
次一级的是存储、面板灯高价值、但是价格波动剧烈的大宗元器件，在美国的一手主导下，由日本转移到韩国，苹果入局后则将这一产业格局进一步稳定：存储是三星、SK海力士的天下；面板由三星、LG共同供应，中国企业在最近几年才逐渐开始切入。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打压后的日本，则主动据守在了市场虽小但格外稳定的精密元件生产：比如村田、太阳诱电的MLCC，AKM的电子指南针，TDK的电池。
在今年的iPhone12 Pro 的拆解中，这三大家占据了62%的零组件价值，也是最稳定的赛道。
相对底端的，是大陆和台湾的公司。
相较而言，中国台湾厂商所把控的系统组装，利润低但体量大，需求稳定，富士康、和硕、纬创基本上成了苹果的御用代工厂和采购大管家。而大陆的产业链公司，则密集的集中在两大赛道，即模组与精密件。
模组，可以理解为把数十个细小的零件拼装成一个可以即插即用的小模块，这个模块的核心往往是来自欧美日韩的芯片，不严谨的说，可以理解为电子产业链中的乐高。这条线上的代表企业，有做摄像头、指纹识别等模组的欧菲光、马达模组的金龙机电、电池模组的欣旺达、微型麦克风的歌尔声学。
精密件则是另一条战线，主要包括了构成机身和机身外观的各种外观件、结构件、功能件。具体来说，就是老板们凭着几台CNC（数控机床）起家，为苹果组织工人，就能搭起产线开工的零部件：其中代表有蓝思科技的玻璃盖板、长盈精密的机壳、科森科技的金属中框、立讯精密的连接器。
简单来说，大陆的两个赛道就是苹果的“芯片打包店”和“五金加工店”。
但这两个店，生意却并不怎么稳定。芯片打包店模组不必多说，门槛低，利润更低，随时都有被半路杀来的对手打到家门口的风险。毕竟干打包细小零件的活，门槛并不高，总会有手脚更勤快的对手。进而给了苹果利用二号打一号，三号制衡二号，不断压低毛利的机会。
相比之下，精密件被人打到家门口的概率小了，但却面临着在苹果的不断升级改版中，将整个技术路线都踢出局的尴尬：
单就精密件中的外观件来说，从iPhone 3G的塑料、到iPhone 4 的双层玻璃、到iPhone 5的全金属机身，到iPhone X对玻璃机身的回归。可以说，每次果粉们惊呼苹果带来的外观大变样，往往就意味着一家精密加工企业出局，和另一家的升起。
比如2017年，苹果将金属机身改为玻璃机身，主营玻璃盖板的蓝思科技当年完成了股价的底部反弹；而供应金属机壳的长盈精密当年股价应声暴跌，虽然早在一年前，长盈精密就从陶瓷材料到汽车零件一路并购，但也没有阻止公司一年后利润跌到1/20。
而在苹果反复横跳中被玻璃-金属机身周期困扰的蓝思科技，也今年8月抛出了对苹果金属机身壳供应商可成科技的泰州工厂的收购，完成金属玻璃两头下注。
蓝思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一条道有风险，那就把规模越做越大，品类越扩越多，多踩几条道。
不过，扩张真的能够治百病吗？
这是几家代表性苹果产业链企业的业务版图，纵向看，每个企业都是四面开花的全能选手，从而避免了单一赛道被淘汰的噩梦；
但横向看，多者如天线、声学，少者如射频，几乎每一个苹果的产业链赛道上，都至少有两到三家企业竞争[10]。
也就是说，有限的市场里，每一个供应链企业手里的筹码越多，苹果用二号打压一号，用三号威胁二号的筹码，压低整个产业利润的筹码也就越多。这一场四面突围，迟早会变成一轮轮内部对决。
走入苹果产业链，难；跳出苹果给予的宿命安排，更难。
总结来说，苹果的手段其实很简单：
慈父的馈赠：给设备、给软件、给资金、给技术支持，悉心带领供应链企业做大做强，最后让供应链离不开自己；
帝国的监视：软件附带监视功能；技术支援深入企业运营与机密，通过紧密的合作让供应链企业的最后底牌无可藏匿；
围城的苦果：用订单将供应链企业变成苹果的库存、创新的风险转移器；挑动供应链的竞争，压低他们的毛利；
宿命的抗争：在赛道划分之初，就将竞争最大、门槛最低的模组、精密件留给中国，利用人口红利加剧内卷。
而这种苹果陷阱的本质正是在于，用二十分之一的利润，吸引到了中国最优秀的企业，让他们组织最优秀的工程师和的年轻的劳动力为它服务；用顶尖的软件监控他们，用深入到企业生产管理方方面面的锦衣卫系统盯着他们的底牌，再将风险、内斗加在他们头上。
最终将中国走向老龄化前最珍贵的劳动者红利、工程师红利，变成源源不断输送给华尔街股东们的分红。
如今，接着苹果而来的特斯拉，也正在续写苹果的模式。可叹的是，眼下我们还沉浸在特斯拉的中国效率以及特斯拉承诺的100%国产中沾沾自喜，却忘了我们正在从一个苹果陷阱走到另一个特斯拉陷阱之中。想要脱离陷阱，首先就得正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关系。
在中文自媒体上，美国制造业衰落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比如苹果手机靠中国造、特斯拉汽车靠中国造、通用跌落神坛、波音马上完蛋，美国没有生产能力，唯一的制造业就是印钱。以至于有人会发帖求问：美国什么制造能力都没有，具体到哪天会崩溃？
在数据上，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例证，联合国统计司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比美国领先了10个百分点。
美国的制造业规模早在2010年就已经被中国反超。在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大约有六万家工厂倒闭；制造业在职人员数量从1730万减少到1150万，骤降35%，此后十年间，数量常年固定在1200万，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就业机会，已经美国永久流失。
但是，美国制造业真的衰落了吗？
近些年来，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在美国GDP总占比常年稳定在11%上下，但是美国国内企业研发投入中，制造业企业占比却高达68%之多。如果真的在不断走弱，为何制造的研发费用却在不断的提升呢？
或许，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就业确实流失了，一个以美国为总部，生产基地遍布全球的组织化网络，却在不断放大。
因此，位于这个网络核心的美国制造企业，反而加大了研发支出。这种强势也反映在了资本市场：美国制造业的市值，占据了全球制造业市值的一半。毕竟海外的收益，还是会体现在本国的股票上。新时代的产业链殖民，正在一轮轮的上演。
这也无怪乎，相比网络上的沸腾，决策层却异常冷静，2020年9月，发改委产业司原司长年勇就在一场峰会上表示：美国其实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美国也没有放弃制造业，如果把美国服务业中为制造业服务的部分和制造业合并的话，美国围绕制造业产生的经济总量超过60%。
同样，在2020年底中国工程院出版了一份报告《2020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用制造业产值、劳动生产率、研发强度等18个指标对世界制造业强国进行打分，结果是美国以169分遥遥领先于三个制造业立国的强国：德国（126）、日本（117）和中国（111）。
细看分数，原因一目了然，除了制造规模类的指标，中国对美国的大幅领先。在制造业品牌、装备制造、研发投入强度等领域，近7年分数差距仅仅缩小了3分，2019年与美国差距甚至还有微小扩大。
这显然就是特斯拉与苹果等跨国巨头布局的结果：在加州，他们研究材料、设备和系统，在中国，他们运来加工设备、装上管理软件、然后叫来中国的供应商，要求不分昼夜的批量交付。
大规模制造能力，是过去几十年用血汗换来的一张牌，但这绝不是中国制造的终点。如果我们沾沾自喜这一点，认为特斯拉实现国产化就万事大吉了，那么就会像苹果90%在中国生产一样，最后只成就一个传奇的商业帝国，和一众围绕着它争风争宠的供应链厂家。
不要让苹果的陷阱，变成特斯拉的幻觉。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制造业，还有最艰难的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