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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吴军：赚大钱的逻辑
出处未知  |  发布日期2021-06-19 16:31  |  【字体：大中小】点击次

对话吴军：赚大钱的逻辑

一、
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农耕时代
正和岛：在过往，大多数人谈到历史时，总离不开“历史周期律”的视角，似乎永远是国家兴衰、王朝更迭的循环往复。您在《全球科技通史》里用科技串联起历史，认为几千年来科技发展有两条清晰的脉络——“能量”和“信息”。为什么是这两个维度？
吴军：整个科技史，从过去到未来，都与能量和信息直接或者间接相关。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由能量和信息所构成的；第二，过去的人并没有刻意地说要去提高能量或者信息的总量，也没有刻意这么去做。但客观上，这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两个便于使用的指标，它们可以量化科技发展水平，解释清楚各种科技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能量这条线来讲。在过去，人类要想发展就需要繁衍，繁衍就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养活这么多的人。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养活更多的人需要创造更多的能量，但要创造更多的能量就需要更多的人。
最终是要形成一个正循环：每个人创造的能量比他消耗掉的要多。这样就能腾出一部分人，不再需要去从事生产，而是进行科技创新、社会管理和文化艺术等活动。
过去、今天到未来，人类有过3次大的革命，一个是农业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另一个是信息革命。其实都是在能量的使用和信息产生、传递方面有飞跃。
比如，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人类不再需要通过狩猎来获取能量，可以定居下来，本质就是通过农耕有效地获得更多的能量；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核心是新动力的使用，包括水能和蒸汽动力，生产力因此有了极大的提升，最终也使得商品从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

可以说，科技进步的本质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能量做更多的事情。
而另一条线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实际上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是社会得以组织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比如过去当一个国家疆域比较大了以后，行政命令从A点传递到B点，好比秦朝时从咸阳传到扬州需要很多天。如果信息传递很不方便，管理就成了问题，国家就不能统一成一个大帝国。
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能在上千年时间里在世界上维持较高水平，和便宜的纸张、普及的印刷术有很大关系；19世纪后，电的使用催生出近代信息产业，我们能够说得出的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发明创造，一大半都和信息有关，比如电报、电话、计算机，等等；到了21世纪，许多技术都是围绕“单位尺度下如何能处理和传输更多信息”展开的。
信息的另一个作用则是知识的传承。生物间其实也通过基因来传递信息，比如一些鸟吃了有毒的蝴蝶死了，另一些鸟看到后没吃，基因就保留了下来，过了几代、通过自然选择，再看到有毒蝴蝶的斑纹时就害怕了。但这样效率很低，一代才有一些改变。
人类就不一样了，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把信息从一代传给另一代。上次碰到这种昆虫被毒着了，下次就告诉其他人，所以人传递信息的效率就要快很多。
所以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能量和信息就是衡量世界文明程度的硬性标准——两个文明的竞争，比的就是哪个文明更擅长使用能量和信息。

正和岛：未来整个世界又将如何沿着这两条线发展呢？在今天，“能量”和“信息”之间，是否有高下之分？哪个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日益增大？

吴军：到了信息革命时，实际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能量了。因此，“能量”的影响力会缩减——今天人均使用的能量和30年前没太大差别，但人均使用的信息大不相同。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想象，每天的生活如果离开了信息或者信息技术将会是什么样。
2016年，谷歌的AlphaGo战胜了著名围棋选手、世界冠军李世石。当时的AlphaGo使用了包含1920个CPU的处理器和280个GPU，计算能力相当于6000亿台埃尼亚克（世界第一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而如果要用6000亿台埃尼亚克来完成AlphaGo的工作，则需要用掉接近400万个三峡水电站发电峰值时的发电量。今天为什么用电这么少？信息的处理水平在提高。

所以说世界发展的大方向，一个是能量利用效率越来越高的过程，另一个是不断地以信息换物质、以信息换能量的过程。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想把一辆汽车从A点送到B点，是把物理上的汽车给运送过去；现在有一种极端的想法是，把关于这辆车的所有信息记录下来，把信息从A点传到B点，再用3D打印完全复制这辆汽车，那就不用把物理汽车给送过去了——这就从物质的传输变成了信息的传输。

正和岛：那么沿着这条线来思考，未来会有哪些相关的商业机会呢？

吴军：这个太多了，可能十天十夜也说不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信使RNA，也就是mRNA的这个疫苗技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信息，把人类的遗传信息从细胞核中带出来，带到细胞质中去，然后控制合成蛋白质。
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能制造疫苗，还可以治疗癌症等，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这个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技术与医疗技术的结合。

再比如生命科学，生命本身的信息又是怎么工作、通信的？我们还没有一套理论，对它的了解还处在初级阶段。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需求，想要打印一个人的血管。有没有一个公式，输入进去以后，就能做到呢？今天还不行。
另一方面，“把事情解释清楚”这个本领，未来可以变成很大、很赚钱的生意。比如律师生意，从本质上讲，就是帮助受托人解释法律。

到了信息时代，这种需求将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现在的很多东西太复杂、信息量太大，即便是免费的，我们也用不好；而当我们又不得不使用这些东西时，只好向能够帮助我们使用的人付钱了。

《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在互联网普及前，美国的电视产业被三大电视公司控制着。那时的电视节目大多是免费的，主要靠广告赚钱。

但你以为这些近乎垄断的公司，就是电视行业里最挣钱的吗？错了。最挣钱的是那些编写电视收视指南的杂志。它们每周会出一本小册子，在全美各大超市出售。观众看电视前如果没有这本小册子，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在上百个电视节目中进行选择的。
正和岛：在当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一个可预见的情况或许会是，在剧变时代已经来临时，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却还停留在过去？

吴军：是的。我讲过一个观点，“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农耕时代”。这该怎么理解呢？

信息时代整体清晰的模式是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也就是前面讲到的信息交换；而农耕文明则有许多形态，比如在管理上是一个树状或者金字塔的结构，一级一级间的层次很分明。

比如说农耕时代最典型的经济体——一个大家族，像《红楼梦》里上面是个老太太掌握整个家族，下面则是她的一些亲戚王熙凤等人。今天很多企业也还是这样的，垂直的有各个部门，彼此间的边界很清晰，部门间的合作很困难。这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一个特点。
到了商业文明时，则强调透明度，信息要能够顺畅地流动；农耕文明时代，从最底下到最上面的信息流动是不顺畅的，往往是上面传达一个命令，下面只要好好做事就行了。

制作东西也是一样。商业文明讲究合作，每个人把自己擅长的部分做好就行了，你的利润通过交换来获得，最典型的像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几家公司——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

它们的产品线都非常短，做的事也很少，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然后把服务或者产品卖到全世界去。它们是通过交换来获得利润。

农耕文明则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多企业依然是“大而全”，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甚至是既做食品、又做金融、还做互联网，加起来可能连苹果市值的零头都不到，但雇佣的“农户”却很多。

这就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一个打算跟人沟通谈判、进行商业利益交换来生存的模式，而是自己“自给自足”；同时在管理上继续采取“家长制”，层次分明、部门之间有着看不见的“墙”，等等。
二、
“天天生活在算法安排的世界，
就像楚门的世界”

正和岛：在当前“信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一个现象——推荐算法的“异军突起”。因此，许多人曾提到对于“信息茧房”的担忧，不同的人看到的信息是截然不同的。

您也曾说过，“当抖音不断给你送的都是同一类内容，你看到的世界甚至跟你楼下另一个女孩看到的世界都完全不一样。天天生活在算法给你安排的世界里，就像楚门的世界”。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节奏也更快了，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信息。手机已经成为人的一个全新“器官”。时间也因此被切割得更为碎片化，导致许多人陷入焦虑状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吴军：这因人而异。我倒没这种感觉。我不会每过几分钟就看一次手机，大概一天回复两次微信，早上看一眼、下午再看一眼。

其实，很多信息想穿了是没有必要的。有人每次一刷抖音一不小心就是两个小时。可回头问都看了些什么。可能他也想不起来了。我小时候趴在地上看蚂蚁还能看一小时。今天人们看短视频，和我小时候看蚂蚁可能没什么差别。

所以信息产业对人的影响永远是因人而异的。我以前给一些企业家建议，上班直接把手机扔前台，下了班再拿手机走人。他们都表示效果非常好。说明如果你有意识，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

正和岛：但这种自律其实是“反人性”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最终总是会出现两极分化。

吴军：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总会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我们觉得看手机浪费时间，但有的人并不觉得，他不看手机的那段时间，可能会去做其他更糟糕的事情。

就像饮食一样，一种人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另一种人清楚知道自己一天需要多少能量，好吃的尝一两口就好了。永远都会有这样的分化，并不会因为食物的种类极大丰富了，全世界就都是大胖子。

所以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从小的教育还是要提倡独立思考，我们过去的教育老是强调标准答案，大家习惯于去找标准答案“抄作业”。但越是这样，就容易被算法提供的答案所左右。

第二个，人还是应该多强调一点理性。从逻辑学上讲，人会陷入很多误区，比如容易赞同大众的观点、容易赞同似是而非的观点。人天生如此。只有通过一些理性的思考，才能辨别一些观点的真假。这个习惯，要从自己解决问题、寻找答案开始养成。

正和岛：现在人们对于技术发展有一种看法——“技术进步是具有偏向性的”，永远只有极少部分人受益，并没有让所有人都过得更好，反而拉大了人类间的不平等。

另外，技术进步还具有“叠加式”的特点，催生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数字巨头，规模庞大、甚至富可敌国。有人认为这背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正在逐步提升。对此，您怎么看？

吴军：为了活得轻松一点儿，人类发明了很多机器，让它们帮助我们做事情。但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的结果，总是财富进一步地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压力更大了。

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机器的异化”。原本应该成为机器主人的我们，最后成了机器的依附者。

在未来的智能时代，真正受益于技术进步的个人可能不超过人口的2%。

这是比较难避免的。没什么好办法。因为一开始掌握技术的就是少数人，很快他们又能通过技术获得更多的财富份额。有人说，通过政府的强制收税或者是罚款，可以让财富再分配。但这也只是一次性的。

总有很多人以为，技术进步能缩小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但其实自然界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哪怕人为地进行调整，过一阵又自然演变成这样了——任何一群人在一起，给他们绝对的自由，过不了两代人，就会变得不平等。人的各阶层是呈金字塔分布的。

甚至宇宙中的资源分配，天然也是金字塔型。比如说一个星系，像银河系，可能90%的质量就集中在1%的星体上。剩下的星体没有多少重量。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规律。

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是很渺小的，刻意拉平所有人的差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平不平等其实是天道，和科技没有关系，但是有了科技，至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能吃饱肚子，还能有闲暇想一些自己的问题。

比如，工业革命早期，不要说穷人暗无天日了，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伦敦郊外有个叫巴斯的城市，是最有钱的人度假的地方。

你到巴斯的博物馆，可以体会到当时英国最上层人士的生活水平，比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差远了，没有冰箱，只有地窖里存了点腌肉。有了点茶叶还要锁起来，怕被女仆偷了。甚至没法每天洗头，只能用梳子挠痒痒。

但今天哪怕是难民到欧洲，想的第一件事不是肚子里有没有饭吃，而是有没有地方充电。所以，用不平等来否定科技是不成立的。

正和岛：那对于这种“分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您怎么看？不会感到担忧吗？

吴军：任何时代总喜欢说现在风险大、过去风险小。其实过去的风险不知道比今天大多少。

我以前给一群企业家讲课，说你们的成就首先要感谢生在好时代——中国自1979年后，40年没再打过仗了。从有甲骨文记载以来，3400年的历史，你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个40年不打仗的时期？找不到。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十多次大动乱，人口少了一大半。很多人羡慕三国时代，说人才辈出。然而东汉灵帝时期，人口是5000多万，赤壁之战后，人口变成了140万，再到公元221年，三国人口总和变成90万——短短几十年，百姓的存活率还不到2%。

人们比较怀旧，总以为过去好。像文人都喜欢宋朝，可当时的司马光却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都穿了丝做的衣裳，孔夫子那时才好；孔子说，现在礼崩乐坏，周公那时才好；周公那时没有文字系统，不知道他怎么想。

自古以来，大家总抱怨科技使得我们的一些能力丧失了。但回过头来看，历史上的这些担心非常可笑。其实我们今天的担心也同样可笑。

三、
二流的人，会把一流的项目做成二流、三流

正和岛：您的另一个身份是硅谷投资人，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原则是什么？

吴军：在风险投资领域有一条金科玉律——投资就是投人。首先就是看重创始人。

作为曾经在谷歌和腾讯任职多年、招聘过不少高薪员工的人，我总结他们成功的奥秘，其实就是一句话“杀鸡一定要用牛刀”。

因为世界上人和人的差别常常是数量级的。一流的人可以把二流的项目做成一流；反之，二流的人会把一流的项目做成二流或三流。10个90分的人往往都抵不上1个100分的人。

我过去有一个非常不成功的老板，当年是一个专业能力颇强的新锐。因为他做事情没有私心，老局长很喜欢他，就提拔他。

这位老板是一个好好先生，对所有部下一视同仁，他自己觉得这很公平。但是不到两年，所有能干的部下全跑光了，手下剩的都是平庸之辈，他一点业绩也做不出来，于是很早就退休赋闲了。

而在能力之上，还有一点很重要——品德。在风险投资中，当你把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更多的钱，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让他创业，这个人首先必须让你信得过。

创业者如果想骗投资人的钱，通常投资人是毫无办法的。我见过不少创业者，一旦办公司办得不顺，就把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拿出去再办一个公司，去融新的资金。同时他们会对原来的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这样投资人的钱就不用还了。

所以我有一个“诀窍”，比如我曾经投资过一个印度人的公司，我要求他同时要有自己族裔的朋友投资他。因为他骗了我们可能影响有限，但他要连同族人一起骗了，就会在自己圈子里形成很坏的印象。这当中的成本会让他好好掂量。

另外，如果他同族的族裔都没人愿意投资他，这其实也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正和岛：那么对于投资项目，您又是怎么选择的？

吴军：风险投资的目的，是帮助一些没有财务能力的人，实现他们改变世界的理想。

所以我们对项目的看法：我经常和来找钱的创业者讲，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甚至暂时不需要急着去挣钱。我帮你解决了钱的问题之后，你只要告诉我，当你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后，世界会有什么明显的、正面的变化。
对于那些做所谓“me too”（我也能行）项目的人，这一条就通不过，因为他们即使达成了目标，也只不过是使行业中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世界没有什么帮助。

一个项目一旦做成了，如果真能够改变世界，哪怕改变得不多，也是好的，也必然有人使用，接下来投资人挣钱就不是问题。
正和岛：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又该如何投资呢？
吴军：投资的第一目的是为了保证财产不受损失。
无论投资目的有多大差别，保守也好，激进也罢，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要用钱来挣钱，而不是拿自己的钱没完没了地交学费。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是支持国家建设，说得不好听点是打水漂或者作孽。如果一个人投资很多年，总是不断告诉别人“交学费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将来才能挣到钱”，那他就必须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违背了当初的目的。
还有一点：时间才是你的朋友，时机不是。这是《漫步华尔街》作者、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基尔讲的。
如果说有投资存在时间窗口，一过就没了，那它就不是真的机会，而是投机。
也就是说，耐心才是投资成功的第一要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40多年里，美国股市的回报率大约是7%，累计到今天，大约涨了20多倍。

但是，如果你错过了股市增长最快的25天，你的投资回报率就少了一半，每年只有3.5%，这样40多年下来，回报不到4倍，也就是说财富累积至少会少80%。

至于说那25天具体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聪明的投资人永远在股市上投资，而不是试图投机、挑选最低点和最高点。

四、
人对一个巴掌的反应，
决定一生的命运
正和岛：您在《见识》这本书里提到过一个观点，“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看问题和做事情的方法，如此而已”。但有些时候，回过头来看许多成功的人和公司，不得不承认冥冥中就是有“运气”的成分。对此，我们该怎么来理解？
吴军：运气当然有了，这不可否认。事实上，如果没有运气，再努力也未必有结果。

但人不会总是坏运气，也不可能总是好运气。人通过一次好运获得了财富，但最终又会凭借自己的能力全丢回去。在美国，几乎所有中大奖的人都会在10年内把几千万美元到上亿美元的奖金败光。

我接触过很多办公司成功、把公司推上市的创始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说，自己不过是运气好一点儿而已。

有趣的是，我也遇到过至少100个创业失败者、一些做事不那么成功的人，无一例外，他们都告诉我：我本事很大，不过是运气不好。

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了。因为很多事情在过去不知不觉中，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在一开始，就被一些不好的做事方式和行为所决定。

我非常赞同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
注意你的想法，因为它能决定你的言辞和行动。
注意你的言辞和行动，因为它能主导你的行为。
注意你的行为，因为它能变成你的习惯。
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能塑造你的性格。
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能决定你的命运。

在这段话前面，我想再加上一句，“注意你的态度，因为它能影响你的想法”。

我经常和一位朋友说，看一个人在小时候挨了一巴掌后的反应，就能知道他的命运。
概括起来，所有人对于挨了一巴掌的反应无非3种：第一种，一巴掌扇回去；第二种，认命，捂着脸走开；第三种，先冷静分析，也许是我们真该被扇，那就接受教训，也或许对方真的是个混蛋，我们该叫警察或者他的家长、老板来管他。
我们在一辈子的经历中总会遇到各种麻烦，它们就如同别人或者现实生活不断地在扇我们巴掌。
虽然人一辈子被扇巴掌的情况和原因很多，各不相同，但一个人对待它们的方法却有高度的一致性。对待这些巴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习惯于扇回去的人一辈子都在扇别人巴掌，认怂的人一辈子都在认怂。
正和岛：但有些时候，对普通人而言，长期“沉浸”在自己手头的工作时，很容易陷入到“内部视角”、导致当局者迷，很难跳脱出来从全局、从外部视角来观察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
这就很容易导致一个人“误以为”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只是暂时性地还没有成长、还在原地转圈而已。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可叠加式成长”？
吴军：上帝从来都不是慈善家，他不保证每个人成功，不能说我天天躺在游戏厅里打游戏，还想着成功；学习不努力，还希望有一个好学校上；或者说我这个人判断力差，做了10个判断错了9个，到头来还想着成功。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我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不行？”
实际上，上天不会亏待一个真正努力的人，但也不会同情假勤奋的人。
在工作中，有一个词叫“伪工作”，就是指那些花了时间做却没有影响力的工作。一些人习惯于做简单、重复且价值又低的工作，这导致他们成为了“积极的废人”。

我在谷歌和腾讯参与分析了绩效平平的员工，发现特别忙但是绩效差的人，分不清哪些事情该做好、哪些事情不能做，最终难免会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

一些游戏工程师曾向我诉苦，说在美国像他们那样最底层的游戏工程师，一个月的收入只有800美元左右，还不到打扫卫生间的清洁工1/3的收入。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全世界有上百万款小游戏没人玩，那些处在长尾位置的大量工程师和其他游戏从业者所做工作的影响力，近乎为0；但中国有一些游戏的设计者，一年的收入能达到上亿元人民币。

两者付出的时间、精力可能差不多，但做一万件小事的效果却未必抵得上一件大事。

所以对一个人来讲，如果一辈子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没有影响力的事情，倒还不如认认真真做好一件有一定影响力的事情。

正和岛：所以很多成功的人其实是做着“事半功倍”的事情，相当于给自己加了一个影响力的杠杆？

吴军：是的。人有一个弱点，就是见到小便宜就想去占，很多利益舍不得放弃。

成功的人是好多事不去做的，就集中精力做好那么一两件事。

但很多人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这种做事方式在英语里有个词叫“multitasking”，即多任务同时处理。计算机由于计算功能强大，通信带宽比较宽，可以多任务并行处理。

而《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曾有一篇文章分析，人脑的带宽只有区区60比特/秒，是当年上网带宽的十万分之一。我看到的对于人脑带宽的最高估计，不过每秒上千比特，照这个速度传一张手机图片，大约需要1小时。

对人来说，说得通俗点儿，多任务并行就是一心多用，不仅不能多做事情，反而会因为来回切换任务而降低工作效率，导致错误不断。

我年轻时曾想通过多任务的方式多做几件事，结果一件事都做不好，时间一长，总是在低水平上兜圈子。

所以我做事的诀窍恰恰和大家想的相反，就是少做事、甚至不做事。

当年，硅谷有一家视频识别公司，创立时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和一张长长的做事清单。当它的创始人来找我们融资时，我对他们讲：“如果你们能把这张清单减到不能再减，我就投资。”

于是他们把这张清单减为3件事。我说：“还是多了些，要减到只有一件事，一直减少到再减你们就不能成为你们自己的程度。”

他们最后真的减到只剩一件事。我说：“这就是你们的核心价值所在，就这么去干吧。”1年多后，他们就被亚马逊高价收购了。亚马逊看重的就是这家公司那一点的核心价值，而他们最早列出的其他想做的事，绝大部分亚马逊早就做了，而且做得更多、更好。

所以重点不在于做的事多，而是要把事做好。好和不好可能相差一万倍。有很多人讲他做到90分，我做到80分，看起来只差10分。但本质上，90分的人和80分的人之间可能差了有5个数量级。

正和岛：所以现在做事情可能朝着90分、100分去做还不够，甚至得奔着120分去？

吴军：目标120分，最后你能得100分；目标100分，你可能得90分；目标90分，最后你可能得60分，是这样的。

正和岛：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哪怕一个人有了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得等到事情过了、或者现实给了一个反馈后，才能意识到自己过去想的、做的一些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看未来好像总有一层“迷雾”遮蔽着。
吴军：很好的问题。我跟你讲，很多人说自己在过去就看清了未来，那其实是成功学，都是事后复盘，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罢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知错得改，也就是复盘。很多人是屡教不改的，比如说读书这件事，平时不努力，就指望着考试时能不小心考出个好成绩。最后卷子发下来，一看傻了，考了个烂成绩。
前一两个星期，还有点心痛，觉得自己该好好读书了，但到了第3个星期，老毛病又犯了。很多人一辈子是在失败的怪圈中走不出来的。

所以我经常说，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就像李笑来讲的那句话“道理看上去好像都懂，就是做不到”。那谁叫你做不到的，你做到不就完了嘛。

所以人不需要去猜测未来，那是老天爷操心的事情。你只要记住，反应比预测更重要。

很多人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则是，过分地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一个客观条件，比如说父母没门路，所以今天才怎么怎么都做不好；或者说因为孩子要在哪上学，所以我就不能换工作。

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有的人想办法把困难给解决了，而有的人拿困难作为借口。

所以我觉得，只要尽可能地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哪怕每天只比别人好1%，两年下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正和岛：最重要的还是向内求。

吴军：对，外在的条件很难改变。举个例子，中国最好的高校就那么几所，哪怕这个数量扩大到了100所，那么这100所里也还是有排第一的和排第一百的。所有人最终还是挤破头地往第一名的高校去挤。
所以不要老想着改变外面的世界，改变自己比改变世界要容易。
五、
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自由
正和岛：如果让您选出一本对您影响最大的书，会是哪本？

吴军：可能会有好多书。年轻时可能是一些启蒙作家的书，比如我曾许多次阅读《富兰克林自传》这本小册子。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内容会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一些内心明白却总是被淡忘的道理。在书里，富兰克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比他，我能审视自己的不足。

投资的时候，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是《漫步华尔街》；而一些思想文化上的书则影响比较持久，比如《沉思录》、中国古代的孔子《论语》和道家的《庄子》，等等。

第一次读《庄子》时，我就被其中的《逍遥游》深深吸引住了。这篇不朽的名著，开篇就非常有气势，“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那时正值高中时期，读完这段豪气顿生，觉得这辈子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今天再读它，则会感叹自己的渺小。我有时在闲暇之余或遇到想不开的事情时，就会拿出《庄子》随便读一段。然后回顾自己做的事情、想想自己的烦恼，对照庄子说的话反思一下，很多时候就豁然开朗了。

苏格拉底临死前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在我看来，阅读是当下可以让我们审视人生不多的方法之一。

很多人问我读经典有什么用。或许真没用，但素质教育从来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虽然宋真宗曾讲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我们见过几个古代的老学究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

事实上，读书、读经典既不能直接带来金钱，也不能帮助年轻人考上好大学。但是，当人们需要用到经典，却不知道经典中的内容时，只能悔恨自己读书太少、修养不足。
不读书的人通常难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而这一点又只有当人们遇到“天花板”又突破不了时才能体会到。
正和岛：最后一个问题，许多企业家在财务自由后，或早或迟总会遇到一个“人生意义”的危机。而那些能被称为伟大的企业家，最终似乎是找到了自己一辈子的使命、为社会源源不断创造价值的方式。但对普通人来说，又该怎么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呢？
吴军：我倒不觉得说，人有了钱才会去追寻“意义”。基本上，我觉得我20多岁的时候，好像这一辈子该干什么，自己还是蛮清楚的。
人其实是这样的，一辈子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而财富自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像那些财富自由了、但却被判了刑的人，实际上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奴隶，缺少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权力。这就没有意义了。
那怎样才能真正地获得这种自由呢？首先你需要把自己当成这个社会的主人来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得不成为一个“奴隶”。
奴隶就是说，我挣钱养家糊口供一套房子，最后数十年把房子的钱还清了。这叫奴隶。今天很多人脑子里想的不过是有房有车的生活，所抱怨的不过是自己还没有那两样东西。

实际上钱多钱少，说实在的，你在中国生活都不会很困难，尤其是大城市，过一个体面的生活是不难的。但如果你非要天天享受，天天去吃、住总统套房，那你就只好当奴隶去拼命挣钱了，没什么好说的。
我记得自己20多岁读了很多启蒙思想家的书以后，觉得人这一辈子得为世界文明做点什么事，甭管做什么，最早是想当科学家，后来说做产品来改变世界，或者通过投资新技术改变世界
甭管什么方式，你得做点什么。人还是要有点理想的。这个并不需要有很多钱，也不是说我有了钱不愁吃、不愁穿以后再来思考它。
今天我们社会里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未必很富有，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很富足的，他们很清楚自己该做点什么。
也就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里说的那句话：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责任编辑：ysb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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